民国以来的中国，是一段无法叙述清晰的混乱时光，整个民族心灵麻木已久但睡梦浮浅极易惊醒。这种混乱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产生人类历史的惊人事件显得极其难得，因为当各种政治见解、政治主张和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纷纷滋生之时，在思想的旗帜下聚集起一支张扬和捍卫思想的武装力量就不足为奇了。

一九三四年无疑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有三个理由支撑着他的政治地位开始呈上升趋势。首先是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暂时停止了，这不是因为《塘沽协定》对日本人起了约束作用，而是日本人在占领了东北三省和热河之后需要巩固统治。其次是在与西北军和晋军于山东、安徽、河南、湖北展开的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最终迫使冯玉祥下野、阎锡山辞职，并随即收编了他们的部队。再者便是消灭共产党人的问题已经明朗：自从国共两党分裂之后，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武装的军事打击从未松懈过。目前，国民党军的前锋部队已经距离最大的苏区仅仅数十公里。在铁桶一般密不透风的包围中，蒋介石确信共产党的红色武装插翅难逃。

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市中心广场上宣布：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开始了。之后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中，着重列举了中国人举止不够文明的例子：随地吐痰、走路抽烟、头发很长、帽子歪戴、扣子不扣、穿拖鞋上街、厕所里的味道太臭、吃饭的样子太难看等等。蒋介石强调：不文明是国家不能进步的原因，而且还是社会混乱的根源。

无论是对于一段历史还是一段人生来讲，快乐是什么？在偌大国土上的这偏僻一隅，烈烈燃烧的篝火向着夜空腾起璀璨的火焰。谁能透彻地解释，那些幸存下来的红军士兵在这个夜晚歌声为何嘹亮？快乐从何萌生？

苏维埃，俄文COBET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国际歌》，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者之歌，唱响的是一无所有者改天换地的梦想。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定会神思飞扬。

这些中国的知识精英虽不是无产者出身，但他们的社会理想是属于无产者的，那就是：推翻一切形式的专制统治，谋求无产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最终建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经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和痛苦思考，发现只有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才能挖掘出中国社会种种黑暗产生的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体制，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和官僚阶层庇护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导致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腐朽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等等。尽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障碍重重，但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旧梦想飞扬激情澎湃，因为他们看见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

共产党和国民党因不同的政治信仰而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因不同的阶级地位而追求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的不同是人类冲突的本质所在，本质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调和的。因此，关于革命目的的不同主张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为政党之间的政治对抗。

不知道什么是梦想的时候，赤贫的农民只求能够活下去。他们常听富人们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他们为此到神庙里祷告过哀求过，但是依旧活得一贫如洗牛马不如。红军掀起的革命风暴让农民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也是人，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要不怕富人们说的那个“天”。

在井冈山，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曾经抱怨说：“打倒资产阶级吃南瓜。”毛泽东则风趣地说：“这些新同志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资产阶级和南瓜。”在这样的一支队伍里，令红军官兵舍生忘死的动因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世间的平等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犹如梦幻中的珍宝。

毛泽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重申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与农民买卖要公平；买东西要付钱；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所有这些体现红军性质的纪律和原则，被毛泽东称为“民主的温和主义”——虽然绝大部分红军士兵并不明白“民主的温和主义”是什么，但究竟是红军使他们获得了人的尊严，使他们拥有了改天换地的梦想和勇气。

毛泽东不在中央的名单中，他拒绝到中央去工作，他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他有一个关乎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命运的绚丽之梦：在偏僻的国土一隅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国家经济，从而可以不断壮大红色武装，与国民党政府武装割据下去。毛泽东的这个愿望与中共中央领导者的想法完全相反，中央一再要求红军去占领全国的大城市，理由很简单：列宁当年并没有在俄国的哪个角落先开辟出一个根据地，等把俄国的贫苦农民武装起来之后，才去夺取国家政权。俄国无产阶级发射出的第一发炮弹就落在了资产阶级的老巢——彼得堡皇宫那空旷的院子里，武装的工人和水手没等炮弹的硝烟散尽，就把皇宫的铁栅栏门砸开冲了进去，然后站在宫殿的台阶上向全世界大声宣布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此诞生。

国民党军这时需要调兵遣将的地方已不仅是江西了，因为与江西毗邻的湖南又发生了规模浩大的武装暴动，其领导者是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彭德怀。独立第五师的前身是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当时任营长的彭德怀与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人段德昌关系密切，在段德昌的介绍下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至少从军事常识上讲，国民党政府军与工农红军之间无法构成军事对峙局面，因为双方的军事力量悬殊极大。当时的国民党军队连同各路坚决反共的军阀部队，总兵力至少在两百万以上，且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政府有充足的金钱来支撑强大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军配备有坦克、飞机和各式先进的火炮。而当时分散在全国的红军总数不超过二十万。二十万红军分散在各个根据地内，每一个根据地都处在国民党统治的包围之中，彼此之间联系十分困难

习《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和《三十条作战注意》。这两本军事教材体现了从没有在任何一所军事学校读过书的毛泽东所创造的“另类”作战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红军连续三次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不但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而且还使赣南、闽西两个苏区连成了一片，中央苏区自此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红色根据地。

“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地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国民党守军三千人，地方武装五千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和第一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占领赣州，拿毛泽东的话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砖一块砖地被“搬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已经十分形象有趣。但是中共中央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

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可以暂时放弃苏区。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不要固守一城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首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差异不可调和：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感悟到革命的真理，他没有按照共产国际所奉行的革命模式行事，特别是在如何建立革命武装、依靠什么阶级成员以及武装斗争的样式上，他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一生都竭力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这使他从一开始就被那些在苏联受过系统政治训练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认为是个“土包子”。

李德这样的共产党人眼里，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列。博古真诚地认为，没有规范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人，迟早会被革命的发展所淘汰。但是，面对中国红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博古和李德无论如何都不敢擅自决策，他们必须请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

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急流险滩之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了，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上方宝剑”的靠山。历史突然进入了这样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甩掉了笼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已经指日可待。

他强调说：“现在国人关注外患，忽视了内乱”，“如果我们放下共产党不管，用全部的精力去抗日，共产党就会趁机扩大”—

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往北，并不是没有军事上的出路。蒋介石凭什么肯定地判断中央红军不会向北而是要沿着湘南边界继续向西？蒋介石的判断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依据是什么呢？查阅现有的史料，无法得出结论。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就在这一天，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一直沉默的毛泽东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立即停止向西的行军，中央红军要向北走。

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一个猜测令人吃惊。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理论的主要策划者有蒋介石的“策士”之称，他认为“中央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

这是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以来的一段美好时光。战斗缴获丰富，没有险要敌情，因为贫苦农民踊跃参加红军，

国民党军给方志敏钉上十斤重的铁镣，让他从怀玉山走到上饶，再从上饶示众到南昌。被沉重铁镣桎梏的方志敏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给今天的中国写下了最优美的文字：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悲叹，笑脸将代替苦脸，富裕将代替贫穷，健康将代替疾苦，智慧将代替愚昧，友爱将代替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

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一九三二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从桐柏山重新出发的时候，由于所面临的军情险恶，军部决定再次精简部队。首先需要精简的就是军中的七名女红军。军部决定每人发一些银元作盘缠，让她们脱离红军返回老家。这七名女红军从根据地出发的时候就曾被命令留下，但是在她们的坚决请求下，军领导勉强同意她们跟随大部队转移了。当再次听到让她们离开红军的消息时，七名女红军并排坐在大路边放声大哭。她们边哭边喊：“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军领导为此再次开会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她们都是孤儿，离开了红军，等于死路一条。困难是很大，但不至于带不走几个女娃娃。军政委吴焕先让供给部给七个女红军每人准备了一匹小马，可以骑也可以驮行李，以免她们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掉在后面让敌人捉去。后来的战斗证明，红二十五军七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战士，不但没有成为部队的累赘，反而在最需要的时候成了最勇敢的战士。她们从没有骑过配给她们的马，马背上总是驮着她们救护的伤员。她们中间有的人曾经缠过足，在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的艰难行军中，她们抬着好几副担架却从没有一个人掉队。在枪弹横飞的战场上，她们无所畏惧奔跑如飞，在任何一个交战的空隙间寻找红军伤员并且把他们抢救下来。红二十五军每打下一座县城，她们都是最活跃的宣传员，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努力筹集粮食药品。这些被饥饿疲惫折磨得面容黑黄、身体清瘦的女孩子被红军官兵心疼地称为“七仙女”。

这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十分独特的中国人。他欣赏由于消灭异己言论而受到非议的秦始皇，欣赏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欣赏转战半个中国与起义农民作战而成为“同治中兴”名将的曾国藩，欣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至死也不宽容任何人的作家鲁迅。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中国俗语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当和平的生活来临以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距离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恣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十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

惟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犹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赣、闽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共匪十有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

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了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请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

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倔强的戒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依旧对北方那个大国“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给予过温和的嘲讽。

建立。而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数天之内就吸收了至少四千多青年农民加入了红军。共产党人从来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革命的声势造得天翻地覆。红军官兵们张贴和书写标语的积极性无与伦比。从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一直到刚刚入伍的新战士，红军中几乎人人都有书写标语的热情。在长征途中，无论处境如何艰险，红军官兵都要在他们所经过的墙上、树上和岩石上留下表达他们思想感情的标语和口号。当

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已经完全中断，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利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因为是否得到处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红军的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必须调整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

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翻了船”的事件了，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

：“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确是事实。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一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地稳固——从一九三五年初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

遵义会议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在革命的危急时刻使党对红军的“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它使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

遵义会议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成果。如果站在当代中国的角度回首历史，这一成果便会更加凸显其重要意义，这就是邓小平的命运变化。邓小平是一个命运坎坷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历史中，每当政治生活发生变动，他往往就会因遭到批评而经历磨难。这个小个子四川人性格坚忍不拔，十六岁那年他漂洋过海到法国，加入了周恩来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一九二七年回国后先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工作，后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广西，组织了著名的百色起义，随即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邓小平于一九三一年到达中央苏区，不久后他的坏日子来了，因为被列在“毛派”阵营里，他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一九三五年初，邓小平能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说明他已开始重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这一变化足以令数十年之后的中国人感到庆幸，尽管当时在柏公馆二楼的那间房间里，邓小平一直默默无闻地坐在一个角落里。

在红四方面军数万名官兵中，有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从根据地给他的家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历经岁月沧桑被一直保留到今天，成为一封能够解释历史细节的十分珍贵的家信。在这封家信里，那位红军战士列举了无论生死他都要当红军的理由，理由朴实而深刻：一、士兵的错误，除了士兵相互批评纠正以外，都由士兵委员会来负责，很少要长官或者军纪管束。二、军需的来源和支出，完全公开，并经士兵委员会审查。三、官长士兵间，生活一律平等。四、军中有网球、足球、琴、棋、音乐等活动设备。五、尤其特别的，红军到处帮助群众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帮助群众的武装组织和训练，所以每到一处便有成千上万的群众举行欢迎会和慰劳会。红军士兵家里的田，无人耕种的时候，大家争着帮忙。在每一次大会上，农民都亲热地叫出“我们的红军”。红军士兵也说：“这一支枪不是我的，也不是上级官长的，是谁的呢？是工农阶级的，也是全世界工农阶级的。”六、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对红军都表示好感，每次打仗都留给红军许多子弹，并且告诉红军他们军中的情形和消息。有些简直举行哗变，投到红军里。所以国民党大小军阀都怕红军的标语和传单，每次进攻和退却的时候，总要派几个不识字的士兵，先把红军的标语和传单撕尽，然后通过。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拿着一张红军的传单，反动军官立刻把他枪毙了，说他是私通共匪。

虽然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的会议只开了一半，但还是作出了一个《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寻找到一块立足之地以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然后拥有一个人人平等的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大地上出生入死的那些红色青年永远的梦想。红二十五军决定把建立根据地的梦想实现在河南、陕西与湖北交界处的群山之中。这里重峦叠嶂，地势险要，人民生活困苦，敌人统治薄弱，是中国中西部著名的秦岭山脉的延续地段。

在这封信的最后，毛泽东充满深情地告诫林彪的话语后来传遍了整个中国：“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在昨晚举行酒宴的那座喇嘛寺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了，史称“两河口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首先由周恩来根据两军都已经离开自己从前的根据地，现在红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的现实，阐述了选择新的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和今后红军行动的战略原则。周恩来强调，新的根据地的选择方向和地域要有利于红军的作战和生存，而目前红军所处的地域显然不符合这样的原则。关于战略方向问题，向南、向东和向西都不利，应该选择向北，向川、陕、甘方向发展。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代表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

中央红军在历尽千难万险的转战中，始终不遗余力地保存干部。朱德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尽管在中央红军的每一次战斗中，红军干部总是冲在最前面，但是他们一旦负伤，就会被抬着跟随部队行军。中央红军“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着他们”。无论路途有多么遥远而艰险，无论敌人的围追堵截有多么紧迫，即使不得不把伤员留给当地的老乡，也是将战士留下而决不放弃干部。因此，中央红军这个曾经的巨人虽然几乎血肉耗尽，可是这支部队依然拥有着极其结实的骨架，骨架未倒血肉再度丰满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皆可信赖的红军干部，对于整个共产党红色武装的发展壮大来说，“是极可珍贵”的。

在黑暗中行走的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一切需要从头开始。但是，毛泽东坚信“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对他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著与坚守无人可比。

毛泽东开始了他的风趣幽默的讲话：什么叫胜利？咱们走了那么多路，打了那么多仗，现在能安稳地在这个关帝庙里开会，就是胜利。以前有同志总是问，咱们到底要走到哪里去？现在我们有答案了，我们要走到陕北，因为那里有刘志丹和徐海东的红军。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现在看，哪一个是机会主义？咱们只有八千多人，少了点，可是目标也小了。咱们别张扬，也别悲观，一九二九年红四军下山的时候，人更少。咱们人少，但都是在政治上、经验上和体力上经过锻炼的，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

向北，再向北，红军官兵看见明亮的北斗七星在头顶的正上方闪烁——尽管现在他们还不知道陕北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在向北走的时候心中都充满了希望。

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历史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作出的十分明智和正确的政治抉择。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具体内容不断地改变，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共产党人赢得革命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宝”

朱德特别叮嘱道：“不要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

斯大林明白，中国的对日作战将牵制日本从东方进攻苏联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国际同意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并答应“占领宁夏地域后”给予帮助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斯大林答应给予中国红军的帮助并没有实施，国共两党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最终形成之后，苏联的飞机大炮全部给了国民党军队，这使最终还是在陕北扎下根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就是毛泽东直至晚年依旧坚忍不拔地保持着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